黄荷凤院士|我的导师王曼:一脉医者心,五代杏林缘

发布时间:2026-09-09丨浏览次数:10

我的导师王曼:

一脉医者心,五代杏林缘

——写于第42个教师节前夕

作者:黄荷凤

王曼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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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曼,妇产科学教授、主任医师,1927年9月生于浙江嘉善。1950年毕业于国立贵阳医学院,师从李瑞麟、王季午等名家。自青年时代起,她便将一生安放在妇产科的临床、教学与研究之中。

她长期在浙江大学医学院(原浙江医科大学)从事医教研工作,曾任附属妇产科医院副院长、妇产科教研室主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妇产科学分会主任委员、浙江省医学会妇产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并连任多届杭州市人大代表。

她的从医生涯始终与时代相连。抗美援朝期间,她参加志愿医疗手术队,在野战医院救治伤员,荣立三等功;1974年又远赴非洲马里执行援外医疗任务。临床之外,她仍坚持整理病例与开展调研, 并以中、英、法三语编写医疗手册,留给后来者。

学术上,她深耕子宫内膜异位症研究,1980年代牵头全国协作组,手工整理1553份病例,系统分析临床与病理特征,相关成果获1987年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她率先探索电脑辅助诊断、异位内膜超微结构等前沿方向,推动基础与临床融合。

作为文革后首批研究生导师,她培养出杜成杰、张志华、徐乐凤、黄荷凤、冯义玉、张信美等一批杰出医学人才,形成“五代杏林”的传承格局。她治学严谨,强调“把病人当亲人”,主编或参编多部专著,担任《中国妇幼保健》等十余种期刊编委,1990年获国家教委“从事高校科技工作四十年”表彰,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她积极参与国家妇幼卫生政策制定,1989–1998年任卫生部妇幼卫生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4年出席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并获表彰,多次赴欧美交流,推动中国妇产科走向国际。

2013年获浙江省医学会“终身成就奖”,2016年荣获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好医生·林巧稚杯”奖。

近一个世纪的人生里,她把医者的仁心、学者的严谨与师者的宽厚放在同一条道路上。回望她的经历,个人生命的轨迹与中国妇产科的发展彼此交叠;而真正留下来的,或许并不只是奖项与成果,更是被一代代学生继续践行的医者分寸与师者心意。


作者黄荷凤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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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和工作中的黄荷凤

黄荷凤,中国科学院院士,妇产科和生殖医学家。1986-1989师从王曼教授。先后在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从事临床、教育、科研、学科建设和医院管理一线工作。现任浙江大学医药学部主任、浙江大学医学遗传与发育研究院院长。培养研究生300余人。



王曼老师一百岁了。

百年于一个人,是漫长岁月;放在医学的时间里,又恰好可以看见几代人的接续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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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曼老师

我和王曼老师结识已逾四十年。1977年12月,我走进高考考场。1978年2月,我成为浙江医科大学医学系的一名学生。那时的我并不知道,日后会遇见一位老师,她对我的影响,远超过我的求学经历。

1986年,我考入原浙江医科大学妇产科专业研究生,如愿成为王老师的弟子。此后,无论临床、科研还是带学生,我常常会在一些具体的选择面前想起她。所谓师承,大约并不只在课堂与论文里,也在多年以后仍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与取舍。王老师是文革后第一批拿到研究生招生资格的导师。她正式的研究生有六个:杜成杰、张志华、徐乐凤是我师兄师姐,冯义玉、张信美是我的师妹师弟。我们如今分散在世界各地,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杜成杰、张志华一直深耕在妇科领域,善于处理各种妇科疑难杂症,特别是对子宫内膜异位症诊治,见解独到;1998年杜成杰创建了浙大一院妇科并任首任主任;张志华则一直在浙大妇院工作,在妇科门诊主任的岗位上光荣退休。徐乐凤1987年硕士毕业当年就是一项浙江省科技二等奖的骨干力量,彼时正值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如火如荼,她毕业后一直扎根深圳,守护一方女性健康。冯义玉1993年远赴美国后,始终坚守在医学工作第一线。她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Cook County Hospital完成住院医师训练,目前是凯撒医疗在加利福尼亚州Roseville地区的执业医师。90年代在美国期间,她还曾与王曼老师合作,在国内《国际妇产科学杂志》上发表过《腹腔液巨噬细胞与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的研究论文。张信美是浙江省重点学科(妇科微创)的负责人,博导,浙大妇院的大妇科主任。他2011年首创双瓣法子宫腺肌病病灶切除术,2021牵头组建浙江省子宫内膜异位症一体化诊疗中心,持续开展“内异症”诊疗培训,把成熟的诊疗规范和微创技术向全省乃至全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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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曼老师的六位研究生聚于2026年教师节前夕

从左往右:冯义玉、黄荷凤、张志华、杜成杰、徐乐凤、张信美

如今,此脉开枝散叶,托王曼老师的福气,我们的研究生队伍已传承五代。对生命的敬畏、对科学的执着,早已融入血脉,成为我们从医路上的精神路标。我们实现了医学精神的“五代同堂”,何其幸哉!

我已经带毕业三百多个硕士博士,不少人进入国内高水平医疗卫生和科研机构工作,成为推动生殖健康与医学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中有人入选国家级人才,有人入选Elsevier“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团队传承朋辈互助的优良传统,形成携手共进的学风。多名学生在国际顶尖期刊发表重磅研究成果,也有多名学生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包括朱依敏、徐晨明、董旻岳、徐键、曲凡、丁国莲、吴琰婷、陈松长、高玲、陈茜等。这些成果,是团队科研实力一个侧面的印证。

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国内妇产科和生殖医学领域的骨干:

徐键,曾任浙大妇院副院长、浙大四院院长、党委书记,带的硕博生已超过一百人,其中应映芬已是博导,培养了不少自己的学生。

张松英,曾任浙大邵逸夫医院副院长,生殖中心主任,已培养三代的研究生。

张丹,现任浙大妇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她带的学生刘益枫已是青年长江学者、博士生导师,门下已有五名研究生。

还有罗琼、金敏、李香娟、吴琰婷、刘欣梅、叶英辉、陈瑶、杨小福、徐晨明、董旻岳、曲凡、金丽、朱依敏、舒静、张润驹、唐莉、孟庆霞、蔡婕、胡文胜、王利权、林仙华、邹立波等学生,在全国各级医疗机构的生殖科、妇科、产科、研究院等担任科主任或学科带头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守护着万千家庭的健康与希望。

更多学子分布在全国各地,在援疆、医疗下沉、国际交流中正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在临床、科研、教学、管理一线承担着各自的责任。

我们都是这条长河的守望者,用实际行动诠释“薪火相传”的内涵。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传承,靠的不只是技术精进,更是恩师刻在我们骨子里的精神内核:大爱无疆、认真严谨、善良温情、努力执着、创新无畏、向上豁达、严格敬畏、融合拓展、和谐共生、托举后辈。

这些品质并非悬在墙上的词语,而是在一件件具体的事情里逐渐显出分量。若一定要作比,它们更像树下不易被看见的根脉,安静,却决定着枝叶能够伸向多远。


第一章

大爱无疆:胸怀家国的担当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有些选择,在后来看来惊心动魄;在王老师当时,却只是医者面对时代的一次自然作答。
我第一次听王老师讲她的身世,是研究生入学不久的一个傍晚。她说得很平静,几乎没有渲染。我却在那种平静里,第一次触到她早年经历的重量。
她出生在浙江嘉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复旦大学外语系毕业,母亲是师范学校的教师。若在太平年月,本该是安稳的闺秀人生,却被一场战争碾得粉碎。抗日战争爆发,父母相继去世,她小小年纪成了孤儿。战火没给她留下多少童年记忆,却留下了一个刻进骨子里的念头——学医。她后来告诉我,那时候的想法很朴素:“人活着总要生病的,生病了总得有人治。”
她考入了贵阳医学院,师从李瑞麟、王季午、燕淑昭等名医大师,选了妇产科这个兼具外科利落与内科细腻的专业。她常跟我说:“妇产科好,这一行离新生命最近。”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1950年她从医学院毕业,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前线的伤病员越来越多,医务人员严重短缺。王老师没有犹豫,毅然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医疗队。多年后我当面问她:“那时候不怕吗?”她笑了笑说:“怕什么,当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出发前几天,她特意找到当时也在杭州的哥哥,两人合了一张影。她说,那是给家里人留的遗照。后来手术队没有冲到最前线,被安排在山东兖州。她是妇产科医生,却进了外科手术队,在第15野战医院为从前线护送下来的大批伤员做截肢及其他手术。她跟我讲那段经历时,特别平静:“白天做手术,晚上睡不着。睡不着就起来备课,给部队的医务人员上妇产科课。”她说起这件事的时候,眼里是有光的。我那时候就明白了一件事:一个人心里装着别人的时候,再苦的处境也拦不住她想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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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合影(下排左一为王曼老师)
1974年,王老师被派往马里进行医疗援助。马里条件艰苦,蚊子成灾,当地妇女病的资料几乎空白。王老师就白天看病,晚上整理病例、做调查。她把妇产科日常的药名、病名、化验名用英、法、中三种语言列出来,留给后来的医疗队。马里蚊子多,晚上写东西不得不把电风扇开到最大对着脚吹,她后来大腿关节的病根,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落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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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曼老师在非洲马里
我后来在创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生殖科和遗传科的困难时刻,每次在实验室熬夜、攻克难关的时候,都会想起那个在马里开着电风扇写笔记的王老师。彼时无人相助,亦无人催促,她只是凭着“心里装着病人”的信念,一件件做下来。
后来,这份“大爱和执着”像一颗种子,在更年轻的一代身上发了芽。
我的学生阮恒超,在她儿子才一岁多的时候,主动报名参加了援非医疗队。她去的不是别处,正是王老师当年战斗过的地方马里。两年的援助岁月,她把最宝贵的青春换成了一枚闪闪亮的马里共和国雄狮勋章。学生黄夏娣、陆秀娥也先后援助了马里。那时,马里突发政变,时局动荡。她们说,每当遇到困难,就想想王老师当年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是怎么扛过来的,就觉得没有什么挺不过去的。
还有何荣环、冯国芳、胡小玲、刘爱霞、侯宁宁、陈希婧、钱羽力等,她们先后奔赴新疆,在祖国最西端的医疗一线扎根援助。她们用最专业的技术,帮助那些因为地域偏远而求医无门的不孕夫妇,在戈壁滩上从无到有地创建生殖中心,把辅助生殖技术带到边疆,让无数渴望孩子的家庭圆了梦。
从王老师到这些学生们,时间跨越半个多世纪,地点横跨万里山河,但那种“国有召,我必往”的担当,并无二致。
王老师让我们明白,一个真正的医者,不仅要治愈眼前的病痛,更要心系苍生,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健康事业紧密相连。因此,我也始终将这份“大爱”视为医学事业的重要尺度。从最初致力于让不孕不育家庭“怀得上”,到后来提出“配子源性疾病”理论,再到如今牵头组建中国人自己的医学数据库,实施“中国新生儿多组学计划”,我的目光不再局限于一张手术台,而是投向了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和国家人口质量的提升。我常对年轻一代说,我们手中握着的是患者的希望,心中必须装着国家的需求。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才是对国家、对民族真正的大爱。
有一次我带着时任医学院副院长的张丹去看望王老师,她特地拉着我们在一面写着“为人民服务”的墙前合了一张影。她没说太多话,只是拍了拍我和张丹的手。但我知道她在说什么:做一个好院长,永远要把“人民”放在心上。三任妇产科医院院长的倩影和责任永远留在“为人民服务”的支柱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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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浙大妇院院长合影
从左到右:张丹、王曼、黄荷凤
2017年11月,我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电话打过去报喜讯,王老师在那边停了两秒钟,然后声音一下子亮了起来,说了一句话,我至今一字不差地记得:
“你以后可以在更大的平台为人民服务了!”
那一刻我鼻子发酸。她高兴的不是院士的头衔,而是她的学生,能在更大的平台上,继续做她当年在战地医院、在马里、在每一个深夜的手术台上做的那些事。

第二章

认真严谨:刻在骨子里的底色
王老师留给我们最重要的宝贵财富,是刻在骨子里的“认真”。
我至今记得第一次领教这份“认真”的场景。那是在她当院长的时期,我们这批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刚进医院,她亲自给我们制定了一套特殊的培养方案,让我们成为真正的“住院医师”,吃住都在医院,周六才能回家住一晚,周日就得回来报到。那时候我们私下里叫苦连天,觉得这要求太不近人情。可后来才明白,王老师是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临床医生,必须在病床边长大。
她查房时的严格更是出了名。患者的每一项检查、每一个指标,她都要求经管医生做到心中有数,能脱口而出且毫无差错。有一次我汇报病史时随口说“产妇25岁结婚”,她立刻打断我,严肃地纠正:“错了,是26岁!”
我一时怔住,心想25岁与26岁,有何大碍?可老师的表情告诉我,在她这里,没有“差不多”。每一个数字、每一项指标、每一份病历,都不容有半点含糊。她常说:“妇产科医生手里托着的是两条命,马虎不得。”那时候,这番话尚未真正落进心里。
真正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我的硕士毕业论文。那时候论文是用方格稿纸手写的,王老师一遍遍地改,我一遍遍地誊抄。每一处数据的偏差、每一个论证的逻辑漏洞,都被她用红笔圈出来。改了多少遍?十几遍。废稿纸摞在一起,堆得厚厚的。她的认真不止于论文本身。在确定答辩委员会名单时,她也反复权衡,确保每一位委员都能提出真问题,而不是走个过场让我通过。
正是这种“磨”,磨出了我骨子里的严谨。
后来我自己做了老师、做了导师,才开始真正理解王老师当年的“顶真”。医学是一门极其精密的科学,任何一个科学结论都必须经得起推敲,容不得半点虚假与浮躁。从医数十年,无论是面对多复杂的疑难杂症,还是主持国家级的重大课题,我都要求自己必须做到极致。徐键说:“黄老师平时笑嘻嘻的,但一说到课题设计和数据,整个人的气场就变了,立刻变得认真严肃”。
在提出“配子源性疾病”学说时,为了验证一个微小的假设,我和团队熬过无数个不眠之夜,反复推敲每一个数据。我们绝不盲从现有的数据库,坚持用扎实的基础研究去证实或证伪。王老师当年怎样要求我,我现在就怎样要求我的团队和我的学生。科研不是追名逐利的游戏,用最严谨的态度探寻生命的真相,解决临床痛点,从源头上阻断疾病的代际传递,为无数家庭带去希望。
教学也是如此。我做了教研室主任后,像王老师一样重视每一堂课。备课的时候,我也会像她当年那样,一个一个数据核对,一个一个案例推敲。她传给我的不只是知识,更是一种态度。站上讲台,就是担着一份责任。
我这样教我的学生,他们也这样教他们的学生,一代一代传下去。他们在繁重的临床、教学与科研中连轴转,会在深夜讨论课题,会对每一个异常的检验数据“较真”,会在书写病历时字斟句酌。我们都知道,认真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习惯,一种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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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曼老师在上课
因为王老师早就用她的一辈子告诉我们:严谨才是经得起推敲的底线,是我们这支队伍最坚实的底色。

第三章

善良温情:藏在白大褂下的柔软
古人说“医乃仁术”。“仁”落到临床,并不宏大,往往只是多问一句、多看一眼,在可以转身的时候愿意再停留片刻。
在我们这支队伍里,大家最看重的,始终是那份藏在白大褂下的“善良”。王老师常教导我们:“要把病人当亲人。”她的善良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她懂病人的每一分焦虑,也接得住家属的每一次慌乱。这份细腻柔软的共情,就这样一直传了下来。
我听师姐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妊娠四月合并子宫肌瘤的孕妇,检查提示肌瘤较大需要手术治疗,但一旦手术,胎儿很难保住。那天,她满脸泪痕地被推向手术室,在走廊上碰巧遇到了王老师。王老师见她哭得如此伤心,立刻拦下担架,问主管医生怎么回事。问完还不放心,又调来病例资料,站在走廊里一页一页地翻、一行一行地看。看了许久,她抬起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暂停手术,改保守观察。她分析说,从肌瘤的大小和怀孕时间来看,胎儿仍处于正常发育阶段,可以暂时随访处理。几个月后,这位孕妇成功剖宫产,母婴平安。
我后来问过王老师:“当时万一判断失误,可是要担责任的。”她笑了笑说:“担责任的事多了,但不能因为怕担责,就让病人失去一个孩子。”
这句话,我记了很多年。
她对自己也是如此。当年她怀孕七八个月时,还挺着大肚子站在手术台上。到了孕后期,她担心手术中子宫收缩导致破水,就在白大褂口袋里放一盒黄体酮,每次手术前先给自己注射一针,让子宫安静下来。就这样,一针一针,撑到了预产期。
多年后再想起这个细节,我仍很难轻轻带过。既心疼,又震撼。手术台上的患者总被她放在前面,却忘了自己也是一个需要被照顾的孕妇。
这份医者仁心,像一条温暖的河流,在我们五代同堂的血脉中静静流淌。
我自己也遇到过类似的情景。一位患者历经子宫肌瘤、宫外孕的反复折磨,好不容易通过试管婴儿怀上了四胞胎。多胎妊娠风险极高,家属忧心忡忡从外地赶到杭州求助。我看完病例,特地赶赴她所在的城市,为她做了减胎手术。术后家属多次送来红包表达感激,都被我一一退回。我对他们说:“能来找我看病,就是对我最大的认可,其他什么都不需要。”因为我知道,患者把生命托付给我们,这份信任,比任何东西都重。
我成为导师开始带学生后,常对他们说:“尽管去善良。”这句话,被刻在了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国际医学院校园的石碑上。每次路过那块碑,我都会想起王老师,想起她在走廊里拦下担架的那个瞬间,想起她挺着大肚子给自己扎针的样子。
善良,是妇产科医生这个身份最温暖的底色。王老师把它种在了我身上,我又把它传给了我的学生,学生再传给学生。一代一代,生生不息。

第四章

努力执着:通往医学真谛的捷径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医学中的“求索”,少有传奇色彩,更多时候只是日复一日地把同一件事做深、做实。
医学界有句俗语:“金眼科银外科,累死累活妇产科。”可在我们这支队伍里,大家却把这份“累死累活”当成幸运。
老同事们说起王老师,最深的印象就是她永远是最肯吃苦的那一个。无论多疲惫,只要病人需要,她从没“早退”过。她的儿子陈钢常说:“我妈妈心里只有病人和学生!”我每次听到这句话,都觉得说的就是我认识的王老师。
老师曾评价我“特别努力”,其实,所谓“特别努力”,在我看来也并没有什么秘诀。我不过是一直把她挺直的背影当成了自己的标杆,然后默默跟上而已。
我和王老师都由衷地喜欢妇产科,我们都是主动选择这个专业的。她选的时候,是因为这个专业兼具外科的利落和内科的细腻;我选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能迎来新生命的地方,一定是最有希望的地方。
王老师把这份热爱,用一辈子扎扎实实地做了出来。她的主攻方向是子宫内膜异位症,这是当年最困扰女性的疑难病之一。从1982年开始,她就担任全国子宫内膜异位症研究协作组牵头单位的负责人。那是一个没有数据库、没有统计软件、连复印都靠手抄的年代,她硬是汇总了全国八个地区1553例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病例,一条一条地分析,一页一页地整理。1986年,她撰写的《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研究和诊治》发表于《中国现代医学》。1987年,她主持完成的《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异位内膜特征与临床》系列研究获得了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她还带着团队研究电脑辅助诊断、异位子宫内膜的超微结构、雌孕激素受体、组织化学、超微细胞化学、药物对内膜细胞DNA合成影响……基础研究、临床研究,两手都抓,两手都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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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曼老师进行临床研究
那个年代,一个妇产科医生能做出这么系统的研究,靠的就是两个字:执着。
张信美是我的师弟,他最能体现这种执着。他当年还是住院医师在急诊轮班的时候,口袋里永远揣着一本英语大辞典,一有空就拿出来背一背单词。他的英语说得特别溜,大家问他怎么学的,他说了句特别朴实的话:“老师还忙着写文章、做研究,我们当学生的,自然不敢松懈。”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特别暖。因为他说的“老师”,就是王老师。
我也一样。1989年毕业论文答辩时,我准备的幻灯卡片摞了厚厚一叠。答辩那天,一张一张翻过去,老师们的问题一个一个答过来,我的答辩顺利通过!但大家不知道的是,那些卡片背后,是无数个伏案到天亮的夜晚。
后来让我最难忘的,是当年攻关浙江“试管婴儿”技术的那段日子。
那时候是真的难。没有设备,没有外援,连买实验器具都找不到门路。我骑着一辆破旧的二八式自行车,走街串巷,硬是把能凑的实验器具一件一件凑齐了。最要命的是取卵针,中国内地买不到,只有我从香港进修时带回来的十根。每一根都跟宝贝一样,用完洗、洗完消毒、消完再用,一根都不敢浪费。
实验室条件也简陋得很。我们常常晚上干到深夜,失败了重来,再失败再重来。那时候没有什么先进仪器,就是一遍一遍地试、一遍一遍地改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终于,1995年,浙江省第一例“礼物婴儿”诞生。1996年,浙江省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听到孩子哭声的那一刻,我眼眶一下子湿了。不是因为辛苦,是因为我们终于做到了。
后来,我们的生殖中心成了国内第一批可以开展全部辅助生殖技术的单位。从十根取卵针到全国领先,靠的不是运气,是一代代传承者们没日没夜的坚持。
如今我对年轻人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一个人认准一件事,便应专注地做下去。哪怕天资平常,只要足够热爱、足够拼搏,一样能成。
这句话,王老师没对我说过,但她用一辈子做了给我看。我只是把它说出来,传给下一辈。

第五章

创新无畏:探索未知的勇气
王老师身上有一个特别可贵的地方,她虽身处妇产科,却从不被传统框住。她总是鼓励我们大胆去想、放手去做。她常说:“医学本来就不完美,你不去推它一把,它怎么往前走?”那时候能说出这种话的妇产科前辈,不多。
上世纪六十年代,宫颈癌还是妇科的大难题。广泛性根治手术和淋巴清扫术刚刚起步,大家对这个手术都特别谨慎,生怕出一点差错。医生们对手术患者的选择标准极严,主张手术后不再进行放疗。王老师没等别人给她定规矩,她自己选择了28例患者进行手术治疗,全部痊愈,没有一个复发。28例,全部!她后来回忆说,当时患者数量少,很多人想尝试这个手术,但她并不为手术而手术,她坚持推行适合手术的就手术,不适合手术的就放疗。肿瘤随访制度,也是从这28例患者的随访卡片开始建立的。这不是运气,是她对解剖的精准掌握、对手术的反复打磨、对术后管理的严格把控,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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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曼老师在手术
作为她的学生,我深知:创新不是凭空而来的灵光一现,是有底气的突破。试管婴儿技术广泛开展以后,社会上有一种声音:试管宝宝和自然受孕的孩子,到底有没有差别?会不会不健康?这个问题,不能靠猜测,不能靠直觉,只能靠数据说话。
2007年,我们团队设立了全国首家“ART子代健康随访门诊”。把每一个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孩子,从出生开始,一项一项地跟踪:生长发育、认知能力、智力水平、心理状况,全部记录在案,长期随访。我的学生朱依敏团队坚持了二十年,随访人数已经超过一万人。学生丁国莲、封纯、徐谷峰、田申、胡小玲等证实了,如果母体曾发生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或内分泌代谢紊乱,出生的孩子将来患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显著增加。这个发现把我们的研究从“能不能怀上”引向了“孩子将来会不会更健康”。我们首创了“配子源性疾病”理论,提高了试管婴儿的安全性,从源头阻断遗传性出生缺陷和发育源性疾病。
这就是王老师说的:“推它一把,往前走一步”。
如今这份创新的火种,已经在我们这支队伍里燃成了一片。
张丹牵头多项全国多中心临床研究,联合国内外专家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为“多囊女性”做试管婴儿前到底要不要常规补充维生素D提供了迄今为止最高级别的循证答案;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重磅成果,首次揭示基因组中“远古病毒化石”(ERV)在人类早期胚胎发育中的关键作用。
丁国莲在《自然》杂志上揭示了糖代谢的昼夜节律调控机制。
陈宾、朱虹《自然》杂志上揭示了糖尿病的卵母细胞起源,首次证实母体高血糖可通过卵母细胞影响子代远期糖代谢功能,将成人慢性病的防控关口前移至配子发育期。
林仙华、张晨、王璐璐、吴琰婷《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重度少精子症临床助孕的合理选择多中心RCT研究成果。
潘洁雪、林忠亮、陈慧汐、张杲琛、丁国莲《自然》杂志上绘制了全球首个人类胚胎早期器官发生阶段的时空转录全景图,标志着人类对早期器官发生的认知从零散的切片观察迈入整体、动态、分子化的全景解析新阶段。
罗琼,浙大妇院副院长、首届“国家优秀青年医师”,在国内率先开展并不断拓展结构性畸形胎儿产时宫外治疗(EXIT手术),首创了中孕早期腹腔镜下预防性宫颈环扎术。
徐键首创了“不孕夫妇一体化门诊”,打破传统分诊模式,让患者少跑路、多安心,这种模式已经在多家医院多个院区推广;他还开创了国内首例超声引导下经阴道经子宫肌层穿刺胚胎移植术,给那些无法通过常规试管婴儿技术受孕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
还有张松英、朱依敏、杨小福、缪敏芳、金敏、舒静、徐晨明、唐莉、吴琰婷、金丽、王芳芳、蒋颖、高玲、陈露婷、孟庆霞、柯张红、卢希平……还有更多的学生、学生的学生,在全国不同的医疗机构里,在不同的岗位上,做出了各自的创新和突破。他们有的在基层默默改良技术流程让更多患者受益,有的在大医院攻克疑难杂症,有的在实验室里死磕数据。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推着医学向前多走一步。
王老师当年那双手推开的门,如今门里走出了千百种可能。门还是那扇门,但路,已经宽得看不见尽头了。

第六章

向上豁达:永远向阳而生
王老师的优雅,是长在骨子里的。
她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家教极好,一辈子自律,不是那种绷着的自律,是自然而然的体面。我的学生杨小福说过一句话:“王老师喜欢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即使是冬天,也喜欢穿裙子。所以我每次去拜访她,都会找出自己最漂亮的衣服。可能就是这种影响,我发现我们团队的人都挺注重仪表的。”
是的,她站在那里,你就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拿出来。
朱依敏跟王老师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同事,同一个病区、同一个办公室。她说王老师特别随和,乐观、豁达、简单。“吃东西很随意,烧菜喜欢一锅乱炖,但仔细看,荤素搭配很合理,讲究营养均衡。”朱依敏后来去加拿大做访问学者,还照着王老师的方法做菜,“营养保证,又省时省力。”一个能把一锅乱炖都做得有营养的人,骨子里一定是讲究的。她不是讲究排场,是讲究“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生活”。
但王老师真正让我敬佩的,不是她的讲究,是她的豁达和向上。
她这一辈子,经历过大风大浪。战争、丧亲、动荡、不公,随便哪一样放到普通人身上,都够压垮一个人的。可她从不把这些挂在嘴边,始终保持着一种超然物外的淡然与平静。“文革”期间受过不公正的对待,后来有人替她不平,她只是淡淡地说:“那是时代的原因,个人在那个大浪里,不算什么。”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中为之一震。多少人一辈子走不出的坎,在她这里,不过是一句“不算什么”。这对学生们是莫大的教育,我们都勉励自己要宽宏大量。
更难得的是,无论经历什么,她从不往消极里走,永远向上、向好。她总说:“日子总要过的,往好处想,往好处做。”这句话,她不是用来劝别人的,是她自己活出来的。她的乐观,并非未经苦难的天真,而是历经沧桑后仍然选择向阳而生。
面对赞誉,她更是淡然。得了奖、拿了荣誉,她总是微微一笑,说“是团队做得好”“是病人配合得好”。没有客套,没有谦虚过度的表演,她是真的这么觉得。面对疑难重症,她也是这样的从容。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这句话用在她身上,一点都不夸张。
去年我们去病房看她,她听说我们要来,早早换上漂亮的裙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端端正正坐在那里等我们。看到她的那一刻,我心里又酸又暖。哪怕在病床上,她也要以最好的样子面对她的学生。 这就是她的体面,也是她对生活最大的尊重。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我后来渐渐明白,这份向上与豁达,是历经千帆之后,对生命规律的透彻洞悉。她看惯了生老病死,知道哪些事值得计较,哪些事不值得;知道什么是可以放下的,什么是必须捡起来的。
我自己也是在漫长的行医岁月中,才一点点读懂了这份力量。当选院士之后,外界的关注与头衔一下子多了起来。但我始终提醒自己,不要被光环迷了双眼,始终记得王老师那句“不算什么”和那句“往好处想,往好处做”。现在我依然坚持出门诊,依然会在深夜和年轻人一起探讨数据。不是做样子,是我真的觉得,这些事比任何头衔都重要。
我常对学生们说,医学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名利只是沿途的风景,看一眼就过去了。唯有内心的澄澈与笃定,才能让我们在面对挫折时不气馁,在面对成功时不骄狂。如今这份向上与淡然,也在年轻一代身上悄然绽放。这个时代节奏太快了、诱惑太多了,但我的学生们依然能够静下心来,在冷板凳上坐得住,在显微镜前熬得住。不盲目追逐热点,不急于求成,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
看到他们,我就知道,王老师种下的那颗种子,一直在生长。
后来,我才渐渐懂得,所谓优雅,更多是心里有分寸;所谓豁达,也并非什么都不在意,而是知道哪些值得坚持,哪些可以放下。至于“向上”,大概是在经历世事之后,仍愿意认真做事、积极生活。

第七章

严格敬畏:守护生命的红线
王老师在医院里有个响当当的名号——“严主任”。这个“严”,不是凶,是严格。
她对病历书写、手术操作、甚至查房时的站位都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标点符号写错了,她会说;术前准备差了哪一步,她会说;查房时你站的位置不对,挡住了她看病人的视线,她也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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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曼老师在门诊
妇产科面对的是两条生命,容不得半点“差不多”,任何一丝松懈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她每次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盯着你看的,不是瞪你,是盯着你,让你知道这句话是说给你听的。
当年她招收研究生的时候,出了名的“难”。别的导师考什么,她就考什么,但她还要加考一门生物化学。考生们私底下叫苦:“考妇产科还要考生化,王老师这是要选超人吗?”可后来我们都明白了:她要的不是一个会背书的人,是一个能把基础医学和临床融会贯通的人。
研究生在读期间,每年都要考核进度;新员工一年期满,考核内容还包含英文应用。那时候大家听到“王老师考核”五个字,心跳都要快半拍。查房就更不用说了。她要求经管医生必须把包括血常规在内的各项指标熟记在心,对答如流。有一次一个年轻医生被问到血红蛋白数值,翻了翻病历才回答。王老师没发火,只说了一句:“病人躺在这里,她的命在你手里,你不记住她的数字,谁记住?”
她没有提高声音,但这句话的分量,我们都听得明白。
最让我“刻骨铭心”的,当然是那篇改了十几遍的硕士毕业论文。方格稿纸,手写体,每改一次全文誊抄一遍。标点不对,改;数据表述不够精准,改;逻辑链条有跳跃,改。改完再誊,誊完再改。废稿纸摞在一起,厚厚一叠。我抄得手酸,她改得眼涩。我后来常常开玩笑:“我现在指纹锁经常按不开,肯定是当年誊抄太多,把螺纹磨平了。”
徐键对王老师的“严格”也深有体会。他说,新员工一年期满考核,是实打实的专业知识理论考试、操作考试,谁都别想糊弄过去。那时候大家都不敢松懈,他也不例外。多年后他跟我说,当时战战兢兢,后来才明白那都是铠甲。
如今,我也把这份“严格”传给了我的学生、我学生的学生。他们深知,导师的严厉不是苛责,而是保护。在面对复杂的临床决策时,他们坚持循证医学的规范,不越雷池一步;在面对科研诱惑时,他们坚守学术道德的底线,不碰红线半分。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那份对规矩的敬畏与对底线的严格,都是我们必须坚守的。我常跟年轻一代说:“医学这条路,没有捷径。你偷的每一个懒,将来都可能要病人用命来还。”
王老师的“严”,最终指向的并不是服从,而是边界:生命的边界、专业的边界,也是医者良知不可退让的边界。

第八章

融合拓展:打破边界的智慧
王老师做了一辈子妇产科,可她从没让“妇产科”三个字把自己框住。
她总是鼓励我们拓宽视野,往外看。她说,医学的进步,很少是在一条路上直直走出来的,多半是在两条路的交叉口上撞出来的。所以她支持我们把基础医学和临床实践融在一起,把中医和西医的长处融在一起。在那个年代,能有这种眼界的妇产科前辈,不多。
1979年到1980年,王老师干了一件在当时很“前卫”的事:带领全省和本院的妇产科工作者,搞中西医结合。不是为了赶时髦,是实实在在为了解决临床问题。当时子宫内膜异位症是妇科最头疼的病之一,很多患者西药治不好、手术又复发,走投无路。王老师就带着大家做研究,用醋酸棉酚做治疗实验,一边在实验室里摸机理,一边在病人身上看效果。那时候没有“转化医学”这个词,但王老师做的事,就是转化医学。
她让我明白了一件事:医生的眼光,不能被科室的牌子框住。问题在哪里,眼光就要看向哪里。病人的病是全身的病、是系统的病,你不能只用一个学科的视角去解决它。
后来我在提出“配子源性疾病”理论的时候,做的就是“跨界”的事——把生殖医学和遗传学、表观遗传学、慢性病流行病学融在一起。以前大家说“试管婴儿”,只关心能不能怀上;我们把眼光往前推了二十年、三十年,去问一个更远的问题:这孩子长大了,会不会更早得高血压、糖尿病?这个问题,光靠生殖医学回答不了,必须把遗传学、流行病学、生命早期编程的机制都搬进来,才能摸到答案。
这就是融合的力量。
如今,我们团队的触角已经伸得更远了。航天医学、人工智能、生物信息学、材料学——这些跟妇产科看起来相距甚远的领域,我们都“搭上了线”。我们建了浙江大学航天医学研究中心,建了医学遗传与发育研究院,建了国际健康医学研究院。团队的成果被世界卫生组织采纳,设立了“健康生命轨迹计划”。在国际上,我们有响亮的声音。
我常跟学生说:“医学不是一座孤岛。你只懂医学,就做不好医学。你得懂点工程、懂点算法、懂点数据,把前沿科技和临床需求融在一起,才能建起真正坚固的防线。”
我的团队一直坚持两条腿走路,基础科研和临床实践并重。研究生必须深入临床一线去发现问题,也要带着临床问题回到实验室,去敲生命科学、生物信息学、材料学这些领域的门。把临床的痛点变成科研的选题,再把科研的成果变回临床的方案。
现在,这份融合的智慧也在年轻一代身上开了花。他们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医学视角,而是主动拥抱大数据、材料学、信息科学,在医工交叉的浪潮中如鱼得水。张丹是浙江大学航天医学研究中心首任主任,刘益枫去年拿了浙大医学交叉前沿研究基金,带领她的学生申雪知,一头扎进了航天航空和生殖医学的交叉地带。我看着她们在跨学科的碰撞中眼睛里发光的样子,心里特别欣慰。
王老师当年带着一帮人搞中西医结合的时候,大概也见过这样的光。那道光从1979年照过来,照到今天,照到了我们的实验室里。
时代在变,技术在变,但那条真理没变。真正的大突破,从来不在学科的中央,而在学科的边缘。谁有勇气走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谁就能看到更远的风景。
这份打破边界、海纳百川的融合精神,是我们这支队伍最不能丢掉的精神财富。

第九章

和谐共生:生生不息的生态
王老师还有一个特别让人敬佩的本事,她不仅自己出色,还能让身边的人愿意彼此靠近、彼此成全。
她一辈子温润如玉,医术好是出了名的,但更出名的是她那种“让人心甘情愿跟着走”的凝聚力。我们这支队伍,无论性格多不同、研究方向多分散,聚在一起的时候总有一种说不出的亲近感。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如沐春风的氛围。王老师用她的一生让我们明白:医学不仅是治愈疾病的科学,更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支撑、和谐共生的一门“人心”艺术。
师姐徐乐凤回忆起来总是很动情:“导师治学严苛,待人却十分慈爱宽厚。每逢佳节,老师总会热情邀请我们学生登门小聚。席间亲切闲谈、关怀备至,像长辈一样温暖牵挂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倍感温馨。”
我听了这些,心里也暖。“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种“家”的感觉,正是我们师门从未断绝的纽带。
我自己带团队以后,也将“和谐”视为团队建设的最重要的追求。一个团队,尤其是一个几百人的大团队,如果每个人只盯着自己手里那点事,不关心别人,那再强的个人凑在一起也成不了气候。所以我一直努力营造一种包容的、互助的学术氛围。我常跟学生们说:“一个人的力量再大也是有限的。只有当你的心跟患者同频、跟团队共振、跟医学事业合拍的时候,你才能走得更远。”
这些年,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逢节假日,我会带着学生一起去看望王老师,如果身在外地,也一定委托学生代我前去。这对我而言,不是一种“任务”,是“回家”。
一年一度的毕业生大聚会,是学生们翘首以盼的盛典。很多已经毕业多年的学生,不管多忙,都要挤时间回来参加。去年是一场毕业季学位服摄影活动,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三校的2025届硕博士毕业生齐聚浙大玉泉校区,在仲夏的骄阳下欢快地拍照、大笑,留下最美的瞬间。让我意外又感动的是,浙大电气工程学院领导闻讯后特地送上清凉的清水和温暖的问候。这个小小的举动,像一阵春风,暖了每一位学子的心。复旦和交大的同学们深受触动,自发写了一封感谢信,文笔相当好。信里说:“炎阳之下,一握之温,一瓶之润,一殷之语,于今日吾辈心中粲然若星,灼灼其华。贵院之举,令外校学子深沐浙大之暖意,更使吾等行将离校、奔赴四方之毕业生,铭感此份深情,怀仁心之济世。他日于杏林岗位,亦必效此仁心仁术,将今日所受之惠风,泽被所遇之每一位患者,以报此厚德于万一。”我看到这封感谢信后,也深受感动。培养出有温度的学生,就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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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教师节,第五代弟子申雪知第一次见到“祖师奶奶”王老师。回来后她特别兴奋地跟我说:“老教授特别儒雅。眼神特别有神,整个人神采奕奕。聊起学生的时候,能看得出来她打心底里喜欢、疼惜自己的学生。相处起来让人觉得很舒服,她会握着我们的手,给我们讲以前的故事。”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见到一位百岁的祖师奶奶,两个人中间隔了大半个世纪,却因为“同门”两个字,一下子就没有距离了。这就是和谐传承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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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同堂摄于2025年教师节前夕

从左到右:前排黄荷凤、王曼、张丹;后排申雪知,刘益枫,阮恒超,朱依敏,张润驹

如今,这份和谐的生态在年轻医生身上蔚然成风。在繁重的临床与科研压力下,他们依然保持着团队的温度,彼此扶持,共同进退。他们在竞争中懂得合作,在分歧中学会包容。
无论外界怎么变,那份同舟共济、和谐共生的团队精神,一直都在。

第十章

托举后辈:甘为人梯的胸襟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师者的成全,有时正是退后半步,让后来者站得更高、走得更远。
王老师还有一个特别让人敬重的地方,她从不把学生攥在手里,而是愿意把学生推向更广阔、更高的平台上。
刚进医院那会儿,她让我们当真正的“住院医师”,吃住都在医院,周六回家、周日回院。那时候觉得苦,后来才明白,她是在用最朴素的方式,把我们的临床能力托起来。
1983年,经多方努力,她推动成立了浙医大妇院产校,并亲自设计助产士班的课程、制定教学计划。产校共开设了十届,我承担了其中《妇产科学》授课任务。她说:“你去上,你有临床底子,基础又扎实,学生跟你年龄相近,好沟通。”我那时候年轻,心里其实没底,但老师的信任比什么都管用。我认真备课、反复试讲,她偶尔来听我的课,听完不说多的话,只点点头。那个点头,比任何夸奖都让我安心。那段授课经历,让我早早站上了讲台、站稳了讲台。后来我做教研室主任,回过头看,王老师给我的不是几门课的教学任务,是一个提前起步的“师资训练营”。
她对学生的托举,更体现在学术平台的传承上。她是医院第一个国家级副主委——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那个年代,能站上国家级学术平台的人不多,她却一把将我推了上去,让我很早就担任了妇产科分会的副主任委员。
那时候我还年轻,心里不是没有忐忑。可王老师说:“你上去,站在那里,眼界就开了。”她说得轻描淡写,但我知道,她是在用自己的肩膀,垫高我的起点。站上那个平台之后,我看到的、接触到的、学到的东西,和之前完全不是一个层次。视野开阔了,格局也打开了,后来的学术方向、研究思路,很多都是在那个平台上萌芽的。
2014年6月,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正式创立,我出任首任主任委员。从一个被推上去的年轻人,到成为一个新专委会的创立者,回头再看,如果没有王老师当年那一推,后面的路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如今,这份传承又往下走了一代。接力棒交到了张丹手中,她已经是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的候任主委。
从王老师到我,到张丹,三代人,同一个平台,同一份薪火。不是“简单的职位更替”,是她种下的风气:尊师、传承、不藏私。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至今难忘。当年硕士论文答辩的时候,她为了确定答辩委员会名单,反复斟酌、几易其人。那时候我觉得她过于操心,后来才明白,她的标准很简单,每一位委员,都必须对我的课题方向有足够深入的研究,能在答辩时提出真问题,能帮我把研究再往上推一步,而不仅仅是坐在那里走个过场让我顺利通过。她要的从来不是一张漂亮的成绩单,而是一场真正能让我成长的学术交锋。
这件事让我后来做导师时明白了一个道理:真正的“托举”,不是替年轻人铺一条平坦的路,而是帮他们搭一座能走得更远的桥。
王老师对年轻人的托举,也不止于我一人。徐键当年新员工一年期满考核,在实打实的理论考试和操作考试中表现突出,特别是英语成绩优异,被王老师纳入优先培养的“苗子库”,并被推荐进入WHO项目,获得去新加坡深造的机会。她总是能在严格之中看见每个人的长处,然后推他们一把,让他们走出去。
她用自己的肩膀,把学生一个一个托上去,让他们站在更高的地方,被更多人看见。
这就是她传给我们最宝贵的东西,不仅教我们怎么做医生,还教我们怎么“让出舞台”。

结语

五代同堂,同堂的不是血缘,是团队精神交织而成的“医魂”。五代同堂,“同”的不是姓氏,是骨子里的那股劲儿——认认真真做事,诚诚恳恳做人,把病人放在心里,把责任扛在肩上。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头顶上挂着多少头衔,大家心里最珍视的,始终是那句最朴素的话:“我是妇产科医生。”
这几个字,是王老师用一辈子刻进我们血脉里的烙印。
王老师用一辈子教会我们的十个词:大爱无疆、认真严谨、善良温情、努力执着、创新无畏、向上豁达、严格敬畏、融合拓展、和谐共生、托举后辈。每一个词,都是一条根脉,深深扎进我们五代人的土壤里、长在骨子里的,也长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它跨越地理的边界,穿越时间的河流,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心怀仁心、勇于创新的医学人。
生生不息,繁花似锦。
这就是传承。
这就是我们这支队伍,永远的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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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教师节前夕黄荷凤与她的学生们合影